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
孙中山被释放之后,用英文出版了《伦敦蒙难记》一书,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名声大噪的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因此这一事件也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一举成为革命者阵营中声望最的人。
不过日本也不是只收留革命者,同时也收留和扶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粱两人分别在英国、日本的保护下,逃到日本,并以日本为基地,号招在日华人支持自己,在中国推行立宪,并且反对慈禧,力主由光绪亲政,主持改良。
其实在康有为、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孙中山曾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好,希望能和康梁同商革命大业。但康有为以朝廷忠臣自居,又自命当代圣人,而当时孙中山的名气只是在海外,在国内还是无名之辈,因此自然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提议,从此两派分道扬镳。
但这时康有为、梁启超确实均是大有名头的人,而且康有为又善于自吹,不仅以圣人自居,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帝师,并且假称自己是奉了光绪的密诏外逃,招兵讨贼勤王。由于这时皇权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有相当的权威性,因此康有为的这一番包装在海外的中国人中确实有不小的号招力,
两人来到日本之后,立刻就招集到一批信徒,并且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自己的改良立宪主张,而且康、梁两人均是当代国学大师,妙笔生花,文章的条理清晰、字句工整,言语有据,在这个以报纸为主要宣传工具的时代,确实是非常有用的,相比之下革命者的文章显得激情有余,但却文理不足,因此维新派一时声望之盛,甚致压倒了兴中会。
后来康有为在1899年赴美发展,留下梁启超在日本主持大局,并在加拿大正式成中“中国维新会”又称“保皇会”,并在美洲、南洋、香港、澳门甚致是兴中会的老剿檀香山设立分会,一时声势颇为浩大。
不过庚子国变之后,清廷的声望大跌,不少中国人对清廷也彻底失望,加上一批有深厚国学基础的革命者来到日本,使革命者阵营的理论实力大增,1903年,革命者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的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改良维新主张进行痛快淋漓驳斥,从此双方在报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颇为类似现代网络中各大论坛的争辩与炒作,但从大势来看,是革命者开始扭转颓势,维新派则每况愈下。
从表面上看,革命者和维新派的论战是主义、观念之争,但实质是双方都要争取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及海外华侨,毕竟这时两派在国内基本都没有什么基础了,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侨中争取,因此双方其发展空间极为狭窄,自然是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
夏思痛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到日本,当然对夏思痛来说,自然是革命者的主张对路,而且华东政府也是这样的主张,因此很快夏思痛就倒向了革命者的阵营,并且和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等革命者中的有名人物相识。
而且夏思痛为人豪爽、见多识广,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华东政府的代表,更是给他增加了不少的份量。日本与中国接近,而且又注重收集中国的信息资料,因此华东政府的不少资料消息都传到了日本,相比于南洋,在日本的华人对华东政府的了解要深得多,不少人也对华东政府很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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