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的这一致命弱点。

　　他采取“凭尔几路来，我自一路去”的作成方针，集中优势兵力专对付其中一路，然后各个击破，夺取了这场关系到后金存亡的重大战役的胜利。

　　洪承畴“合兵”的最大弊病，是统十三万之众也是“注入孤危之地，首尾全无顾应。”

　　皇太极观察明军的阵势，因而迅速作出决定，合清军据险断援，掘长壕，断粮道，立陷明兵于绝境。

　　因为十余万大军环松山城而立营寨，它的注意力都放在松锦之间，时刻谋划解锦州之围，而忽略了它与后方杏山、塔山等城的联络，出现大漏洞。

　　这就给皇太极切断粮道，围困援军提供了方便条件。

　　尤其是大敌当前，洪承畴不思如何破阵解围，想要退师就饷，这是一大失误。

　　退兵时，不能善后，形见势绌，此又一失误。

　　清兵全力掩杀，大明重臣宿将，选卒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

　　洪承畴在中原与农民军作战时，都是追着农民军打。

　　他组织大批人马逃跑的经验几乎没有。

　　而王朴也是一个藏私的人，不肯轻易把保命保存实力的绝招交给旁人，以防止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发生。

　　明军两次大败，固然有以上军事方面的种种因素和失误。

　　从根本上说，都败于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糜乱，政治黑暗、腐败。

　　两次战役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

　　杨镐奉命出塞东征之际，正是阉党专权，朝廷党争日趋激烈之时。

　　杨镐出征，内有阉党随军监督，将帅事权不能自专。

　　朝廷的党争波及到军队内部，各派都插手军队，各树己党，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

　　熊廷弼是明末著名的军事家，久驻辽东，多有建树，仍然禁不住党争的干扰和破坏，连他自己也被迫辞职归故乡。

　　疆场的事，不能由疆场将帅作主，完全听命于身居九重的皇帝和朝臣的无知议论和决策。

　　大明在萨尔浒战役和以后的各战役连续失败，问题都出自这里。

　　这种情况，到松山决战前，变得更严重了。

　　崇桢一即位就铲除了阉党，本来可以使政治维新，政通人和，天启朝所造成的危机四伏的局面应该有所好转。

　　但正如洪承畴所说，文臣众多，台谏纷争，朝政继续混乱不堪。

　　在明代，九镇以制府，文臣为将，天子自为居守。

　　历代一直通行武臣为将的制度。

　　明朝加以改革，凡为将为帅都以文臣充任。

　　从实际上防止武臣权重，也就避免了经常出现的武装叛乱或挟兵权以干政的危险情况的发生。

　　这对于巩固中央集权，保持局势的持续稳定，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都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的经验证明，一项制度推行已久，往往又生出新的弊端。

　　从万历末年以后，明朝变得“武弱文强”，弊病丛生。

　　凡国家军政大计，皆决于文臣，身任边防之职的武将都由文臣监军。

　　他们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作战方略，因而出现号令不一，事权不专的混乱现象。

　　故而贺今朝坐在反贼的位置上，自是希望明清之间消耗的力量越多越多，时间拖的越久越好。

　　不过一想到崇祯听从吴国俊不理会政务的言论，看似不正常的操作也透露出正常。

　　毕竟他任人不专，性多忌，好猜疑，主意多变。

　　今天听这个人有道理就执行，明日听那个人的有道理就改过来。

　　谁知道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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