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宾馆,她拎着很多袋子。我们告别了,我和两个女儿一直在招手,直到汽车消失在街角。我想,她代表着那不勒斯的另一面,但距离我的体验很远。她花钱如流水,就好像那些钱没有任何价值,那些钱一定不是尼诺挣的,我排除了这种可能。她父亲是律师,祖父也是,她母亲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我想,这些资产阶级的财富和索拉拉家的财富有什么差别。我想,那些钱在变成律师的高工资,还有奢华的生活之前,经过了多少秘密的周转。我想起了我们城区的那些男孩子,他们靠装卸走私的货物、在公园里砍树、在工地上劳动来挣口饭吃。我想到了安东尼奥、帕斯卡莱和恩佐,为了挣口饭吃,他们从小就吃尽苦头。那些工程师、建筑师、律师、银行家却都是另一回事儿,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尽管经过了千层过滤,但那些钱还是来自于黑暗的交易,同样的肮脏,有一些甚至成了我父亲的小费,成了我上学的钱。那些脏钱变成干净的钱,或者相反,其中的界限在哪里?埃利奥诺拉兴致勃勃,她在佛罗伦萨这一天里出手大方,花的钱到底有多干净?她签的支票,给我买的衣服,我带回家的这些礼物,和米凯莱付给莉拉的钱有多大差别?这个下午,我和两个女儿都在镜子前炫耀我们收到的礼物。那些都是好东西,颜色鲜艳,让人赏心悦目。有一件暗红色的、四十年代风格的裙子,尤其适合我,我希望尼诺看到我穿那条裙子的样子。
但是,萨拉托雷全家回那不勒斯去了,离开前,我们没能再次碰面。但时间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难熬,相反却很愉快地过去了。尼诺会再回来的,这一点可以肯定,他会和我谈论我写的东西。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执,我给彼得罗的写字台上也放了一份自己的作品。我确信自己写得不错,我给马丽娅罗莎打电话,用一种自信、愉悦的语气跟她说,我把之前跟她谈到的那些东西整理出来了。她让我马上发给她。在几天之后,她就打电话给我了,她非常热情地问我,她能不能把我写的那些东西翻译成法语,发给一个在南泰尔的朋友,这个法国朋友拥有一家小出版社。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我婆婆给我打了电话,她用一种假装的愠怒对我说:
“现在你写了东西会让马丽娅罗莎看,反倒不给我看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担心你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我就写了七十多页,不是小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
“当你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那就意味着,你写得不错,无论如何,你要让我决定,我是不是感兴趣。”
我给她也发去了一份,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正好就是我把那份稿子发出去的那天,在中午的时候,尼诺出乎预料地从火车站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到了佛罗伦萨。
“我过半个小时,就能到你那儿,我放下行李,然后去图书馆。”
“你不吃点儿东西吗?”我故作自然地问他。在经过那么漫长的历程之后,我们走到这一步,他来我家里住,我感觉很正常。在他洗澡的时候,我给他弄了点儿吃的,然后我们一起吃饭——我、他还有我的两个女儿,这时候,彼得罗在大学给学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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