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去找莉拉的那个夜晚开始,一直到我结婚那天——我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在佛罗伦萨结的婚,我们在威尼斯度了三天蜜月,我充满热情地开始了我的新婚生活——我一直尽我所能地帮助莉拉。实际上,刚开始我只是想照顾她,等她的感冒好了。那个阶段,我要收拾佛罗伦萨的房子,还有书籍推广的很多事情。电话不停地响起,我母亲在嘟囔,她把电话号码给了半个城区的人,但没人找她,她说家里装了这个玩意,简直是个累赘,几乎所有电话都是找我的。我为将来可能要写的新小说做笔记,我还尝试弥补我在文学和政治上的知识欠缺。但我朋友虚弱无助的状况,让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事情,用越来越多的时间照顾她。我母亲马上就发现,我和莉拉的关系恢复了,她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儿,她在一旁煽风点火,不仅仅骂我,也说莉拉的坏话。她依然觉得,她可以对我指手画脚,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她一瘸一拐地走在我的身后,批评我,有时候,我觉得她简直要钻到我的脑子里来,就是为了防止我自己做主。她刺激我说,你跟她还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你想想你现在的身份,还有她现在的样子,你写了一本恶心的书还不够吗?你还要和那个婊子来往?但我一直装聋卖哑,我几乎每天都和莉拉见面。我看着她在房间里睡着了,然后我出去,面对在厨房里等了一夜的两个男人,我努力帮助她重建自己的生活。
我对恩佐和帕斯卡莱说,莉拉病了,不能继续在索卡沃的工厂工作,她已经辞职了。跟恩佐根本不需要浪费口舌,他很早就明白了,莉拉已经无法忍受继续在工厂里上班,因为她的处境非常艰难,她的内心很崩溃。帕斯卡莱呢,在他开着车子回城区的路上——那时候很早,路上没有什么人——他忍不住说:“我们不要太夸张了。”他说,在工厂里,莉拉的确是很辛苦,但世界上所有被剥削的人,都过着那种日子。他用他小时候就常用的一种语气,和我谈起了意大利南方的农民、北方的工人,拉丁美洲、巴西东北部、非洲、美国黑人、越南人民,还有美帝国主义。我很快就打断了他,我说:“帕斯卡莱,如果莉娜再继续这样下去,她会死的。”但他还是没停下来,他一直在反对我的观点,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关心莉拉,而是因为在索卡沃的工厂里做斗争,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觉得莉拉的身份非常重要,在他内心深处,他确信莉拉只是有些感冒,根本不需要小题大做,像我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操心一场感冒发烧,而不会担心一场工人运动失败带来的政治后果。这些话他并没有
请收藏:https://m.lltxt.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