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是的,我真是应该抽身而出了。从加利亚尼老师家里出来,我感觉非常苦涩,嘴里也很干。我没有勇气对老师说,她不应该那么对待我:尽管她可能很早就有我写的那本书了,她一定已经看过了,至少大概看过了,她对我写的书只字不提也就算了,她没要我专门给她带去的、上面有题赠的那本。在离开之前,因为懦弱,也因为想要以一种柔和的方式中断这段关系,我还是坚持把那本书留给她了。她没有说接受,也没说不接受,她微笑了一下,继续和莉拉说话。特别是,关于我的文章,她只字未提,她提了一句也只是为了引出对《团结报》的负面评价。她拿出了莉拉写的那几页纸,和莉拉谈了起来,就好像关于那个话题,我的观点一文不值,就好像我已经不在房间里了。我本想对着她喊:“是的,莉拉非常聪明,这是真的,我一直都知道她很聪明,我爱她的聪明,她影响了我做的所有事情,但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取得现在的成就,所有人都很欣赏我,我不像你女儿那样,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但我一直沉默不语,我在那里,听她们讨论工厂里的工作,还有工人的诉求。一直走到楼梯间时,她们还在那里交谈,到最后,加利亚尼老师漫不经心地跟我打了招呼,但她还在对莉拉说话。她们已经开始用“你”相互称呼了:“你要常和我联系啊!”然后拥抱了她。这让我觉得很屈辱。娜迪雅和帕斯卡莱一直没再出现,我没机会向他们发泄我内心郁积的怒火:帮助一个朋友有错吗,为了帮助她,我不是一样出头露面了吗?他们怎么能那样批评我的所作所为。最后在楼梯上,在门厅那儿,在维托利奥·埃马努埃莱街上的人行道上,只有我和莉拉两个人了。我感觉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对着她叫喊:“你真的觉得,我怕你给我丢脸,你脑子到底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要说那两个人是对的,你真的太没有良心了。我想尽一切办法想帮你,想和你在一起,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你的脑子真是有病。”但我们刚一到外面,我开没有开口(假如我说了,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吗?),她就挽住了我的胳膊,开始捍卫我,说起了加利亚尼的坏话。
无论是关于她支持帕斯卡莱和娜迪雅,还是说我不让她参加我婚礼的事儿,我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指责她。谈到这些事情,她现在表现得像是另一个莉拉,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儿的莉拉,让她解释也没用。真是一帮烂人——我们一路走到阿梅戴奥广场的地铁站时她都是这么说的——你看看,那老女人是怎么对你的,她想报复。她根本无法容忍你写书、写文章,她无法容忍你嫁得好。尤其让她无法忍受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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