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一向是以最不好奇和最不怕麻烦的人见称的。他每年开一次舞会，在那次舞会里，他只到场一刻钟。他从来不去戏院，音乐会，或任何公共娱乐场所。偶尔的，只是这种场合也很少，他会玩玩威斯特牌戏一种扑克牌的游戏。；而那时他必定认真挑选够资格和他一起玩牌的——如大使、大主教、亲王、总统或寡居的公爵夫人之流。现在把车停在基督山伯爵的门前的，正是这个人。
跟班去通报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时候，伯爵正伏在一张大桌子上，在一张地图上寻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去的路线。
检察官用他进入法庭时的同样庄严而适度的步伐走了进来；他还是原来那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在马赛见过的那个代理检察官的延续。
大自然及其规律是始终不渝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们对检察官也同样起作用。他本来身体就单薄，现在变得更瘦了，原来的白脸变黄了；他那对深陷的眼睛凹得更深了，他那副金丝边眼镜架在鼻梁上，似乎成了他的脸盘的组成部分；除了他那条白领带而外，衣服是全套黑色，唯一不同于这个丧服的颜色是一条从纽孔中伸出来的几乎难以觉察的红丝带。就像是用朱笔划出来的一条血印。
基督山虽然极能自制，这时，他在还礼之后，竟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仔细地观察起这位法官来，而对方一向惯于怀疑一切，尤其不相信社会上会有所谓的奇人奇事，所以他也极想看出这位外国贵宾（已经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山了）究竟是个挪一下窝一显身手的大骗子或不法之徒呢，还是位来自圣海的王子或《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
“先生，”维尔福说道，说话的口吻和法官在演讲的时候一样，好像他在社交场合也不能或不愿放弃这种腔调似的，“先生，昨天蒙您大力相助，救我的妻子和儿子的命，我觉得我有义务向您表示谢意。所以请允许我今天来履行这个义务，让我向您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说这番话的时候，法官那严厉的目光里依旧含有他往常那种骄矜的神气。他是以一个首席检察官的语气和单调来说这几句话的，脖子硬挺挺地一动都不动，这正是为什么那些恭维他的人说他是法律的化身。
“先生，”伯爵用冷冰冰的语气说，“我能为一个母亲保全她的儿子深感荣幸。常言道，母爱是人类最神圣的感情，而降临于我的这个幸运，就免去您再来旅行无疑令我荣耀的另一项义务了，因为我知道，维尔福先生绝不轻易赏赐给我这份厚意的。但不管这份厚意怎样的珍贵，比起我内心的满足，还是相形见绌。”
维尔福决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他不禁吃了一惊，就像个军人感到他所穿的甲胄上被人猛击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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