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为之牺牲了官位财富的这位国王,才真正是我们‘万民爱戴的路易’,而他们那个篡权夺位者却永远只是个被人诅咒的‘该死的拿破仑’。我说的对不对?维尔福。”
“您说什么?侯爵夫人。……实在抱歉,我没有听您说话。”
“哎,侯爵夫人!”刚才那个提议祝酒的老人插进来说,“别去打扰那些年轻人吧,他们快要结婚了,该说说话,当然不想谈政治了。”
“请原谅,母亲,”一个年轻的美人说道,她的头发呈金黄色,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水灵灵顾盼如珍珠般闪亮,“我刚才缠住了维尔福先生,以致使他没有听到您说的话。好了现在您跟他说吧,而且您爱谈多久就谈多久。维尔福先生,我请您注意,我母亲在跟您说话呢。”
“我刚才没听清楚,如果侯爵夫人愿意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将悉心作答。”德·维尔福先生说。
“算了,蕾妮,我饶了你。”侯爵夫人说道,在她那张干瘪的脸上绽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温柔的笑靥。
女人的心就是这样,无论在持偏见者的闲言碎语之中,还是她本人在坚定的党派立场上变得多么不留情面,它还总留有宽厚、善良的一角,这是上帝特地给母爱留下的一席之地——“维尔福,我们原谅您……我刚才说,波拿巴分子丝毫没有我们那种真诚、热情和忠心。”
“啊,夫人,他们倒也有这些品德的替代品,”青年回答说,“那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他的那些庸庸碌碌却又野心勃勃的信徒们对他推崇备至,他们不仅把他看做一个领袖和立法者,还把他看做平民的化身。”
“他!”侯爵夫人喊道,“拿破仑,平等的象征!上帝啊!那么,您把罗伯斯庇尔先生又比作什么?我觉得您把他的头衔偷来给科西嘉人了;而我觉得,有一次篡位的事已经足够了。”
“不,夫人,”维尔福说道,“我把每个人都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罗伯斯庇尔的归宿之地应该是路易十五广场上的断头台;而拿破仑的归宿之地则该是旺多姆广场的廊柱;区别在于前一个降低了平等的水准,后一个则抬高了平等的地位;前一个把国王们压低到断头台上,后一个却把人民抬高到皇座上,”维尔福笑着补充道,“我并不想说这两个人就不是下流可鄙的革命者,也不想说热月九日(即1794年7月27日)和一八一四年四月四日对法国而言不是两个幸运的日子,不是同样值得热爱秩序和王朝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只是想说,拿破仑虽说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愿如此——但他仍拥有众多的狂热信徒。有什么办法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虽然还不及拿破仑的一半,但他也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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