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应该叫没有几个支持者。时任御史中丞冯京就认为认为这样会破坏现有的军法，有可能制造新的混乱，并且一代明君唐太宗也弃肉刑而不用，恢复肉刑之举实不可行。

　　当然这种大事怎么少得了我们大苏学士这样的顶级业余政治爱好者，当即上疏明确表示反对。苏轼也对恢复肉刑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他认为肉刑有违以仁义为本的治国之道。恢复肉刑的举措，乃“以力胜之”，而这样的措施是不能长久的，可能会导致天下大乱的后果，因此肉刑断不可复。被王安石又在小本本上记了一笔。

　　最终经过一番唇枪舌战，还是保守派们占了上风，吕公着等认为：肉刑制度与仁恕之道的价值观是相抵触的，不应当成为道统文人的主张。针对曾布所认为的不用肉刑就不能制止犯罪的主张，吕公着批驳说圣人制刑就是为了消除争夺戕杀之患，现在怎么能够抛弃圣人留下的好传统呢？在吕公着看来，肉刑只能伤害人的肢体，而不能起到有效预防犯罪的作用，道学家们口口声声讲仁义道德，在实际中却要依靠残酷的肉刑来维持封建的统治，这样正证明了道学家的“天理”不能确立。

　　确实，恢复肉刑实在是有点过于离谱了，而且肉刑会制造出大量的残疾，反而增加大宋的负担。但是不加重刑罚的话，大宋如今的情况，必须要用重典才行了。

　　刑罚体系失衡是宋代出现肉刑之争的主要原因。有些犯罪适用死刑太过，笞杖刑又显得太轻，而流刑有些时候与死刑等同。一方面，轻刑倾向日益严重。从《宋刑统》来看，宋代的徒流刑可以折为笞杖，即便是次死之刑的加役流，最后也只以脊杖二十后远流三千里、配役三年，民众的轻刑心理加强。宋代大赦的频繁也是导致民众轻刑的重要方面。一般的犯罪最后都可以得到宽宥，大赦使人“罪而不避”，良善之人也有作奸犯科的可能。另一方面，宋代刑罚也有过重的一面，部分士大夫认为对于盗窃犯、军人犯罪过多地适用死刑是不妥的；而流放跟死刑也差不多，流放之地多为烟瘴之地，有时候还没到目的地人已经死了。针对这种刑罚体系失衡的现象，恢复肉刑的呼声也随之出现。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对儒家“仁爱”思想的理解不同。两宋时期有关肉刑存废的两次较大的争论中，无论是主张恢复肉刑的一方，还是反对恢复肉刑的一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即都秉持“仁爱”思想。赞同的一方，如曾布、王安石、朱熹，在其论证恢复肉刑必要性时，论据之一即是基于对当时死刑过多的形势判断，认为肉刑的恢复，可以减少死刑的执行数量，而保全人的生命。而反对的一方，如冯京、陈亮等，同样是出于这一儒家理念，只不过他们所做出的判断方向与肉刑恢复论者恰恰相反，认为肉刑残民肢体，过于残忍，因此应该完全废除。

　　刺配刑的大量存在。有宋一代，刺配刑成为当时的主要刑罚，已与许多犯罪发生了事实上的粘连。但刺配刑过于轻微，不适宜许多重罪，现实中，刺配刑常常与其他刑罚并用，有时是几种刑罚并用，客观上增加了犯罪人所受的伤害。另外，刺配刑终身侮辱性的特点也被士大夫们认同，他们认为其他肉刑也有着类似的效果。

　　赵佶的看法是肉刑不能恢复，但是刑罚必须家中，徒刑流刑都要与苦役挂钩，朝廷疏浚运河、修建各种基础工程，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罪犯中大部分是青壮年，与其让他们刺配，不如从事劳役，还可以减少良善百姓的劳役，变相保护守法百姓。

　　同时这种苦役才能更好的震慑犯罪，提高犯罪成本，否则动辄大赦，罪犯根本不畏惧法律，国家制定刑统何用？赵佶将自己的看法说给曾布听，曾布也认为，相比于肉刑，恐怕苦役更能让人接受一些。毕竟摧折肢体，过于残酷，服几年苦役，则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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