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的史料价值；曾雨林的巨著《重新歌唱》，以一种严谨而不失诗意的手法系统地研究了孩子世界的艺术，这也是超史研究中少有的既在学术界叫好又在媒体叫座的著作……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价值还需经时间考验，但他们的研究本身是严肃的，至少没有出现过像《大如果》这样的东西……
“一提到我导师，你总是不能冷静。”在旁边看着我写字的弗伦娜说。
我能冷静吗？她刘静冷静了吗？我这本书还没出，她就在媒体上冷嘲热讽，说它“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历史不像历史，不伦不类”。这种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行径，对超史研究中已经不太纯净的学术空气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我这么写也是出于无奈。历史研究的前提是必须让历史冷却下来，超元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冷却下来了吗？没有。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超新星爆发时的恐惧、公元钟熄灭时的孤独、糖城时代的迷茫、超新星战争的惨烈，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烙印。在移居到这里之前，我家住在一条铁路旁，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被一个相同的噩梦折磨着，在梦中我在黑色的原野上奔跑，天地间响着一种可怖的声音，像洪水、像地震、像大群的巨兽在吼叫，像空中的核弹在轰鸣。有一天深夜，我终于从噩梦中惊醒，猛地砸开窗子，外面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在玫瑰星云照耀的大地上，缓缓行驶着一列夜行列车……在这种状态下能从理论层面上研究历史吗？不能，我们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冷静和疏离，对超元初历史的理论研究需要等它与研究者拉开一段距离才能正常进行，这也许是下一代的事了。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超史研究者，只能把历史用白描方式写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份从历史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两个角度对超元初历史的记录，我觉得现在在超元史学中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
但这并不容易。我最初的设想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写，对国家高层和世界进程用文摘插入的方式，这样写就更像小说了。但我是一名史学研究者，不是文字家，我的文学水平还不足以做到从一滴水见大海，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描写国家高层，而把普通人的经历细节用文摘插入表现。当年的孩子领导人现在大多已离开了他们的岗位，这使他们有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这就写成了现在刘静博士所说的“不伦不类”的书。
“爸爸爸爸，快出来呀，外面凉快下来了！”晶晶敲着窗玻璃喊，他的小脸儿紧贴在玻璃上，把小鼻子都挤扁了。我看到远处那些孤立的奇峰在红色沙漠上投出了长长的影子，太阳要落了，当然凉下来了。
但我毕竟是一个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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