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煜用的这个典故,是战国时候秦孝公故事。
当时身为世子的公子驷攻击新法而获罪,依律当坐以劓刑。秦孝公既不想破坏秦法的威严,又舍不得这个儿子,最后还是商鞅只能自己圆场,说:太子犯下这等罪过,其实是师、傅的过错。
最后,惠文王的两位师傅,公孙贾和公子虔被割掉了鼻子,作为太子犯法的惩罚。因为公子虔是秦国近支宗亲,姓赵氏,地位更高,故而后世只将他作为代表拿出来说事。
“这是将圣上比作孝公,将殿下比作惠文王,而自比公子虔。”刘若愚一一指明道。
“如此一来,他便扯起了好大一面道德大旗。”朱慈烺吐出四个字:“丧心病狂。”
在有明一朝,普遍舆论认为祖龙始皇帝是个暴君,秦国是个不义之国,然而对于秦孝公的看法却基本是正面的。因为秦国能够从一个西戎蛮国,一举成为天下战国,正是以往内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相比起宋儒死咬祖制不肯放松,明朝的士大夫对于变法的态度却要宽松得多。故而弘治、隆庆、万历皆有较大变革,却没有出现所谓新旧党争之类麻烦。
秦惠文王的形象固然没有其父孝公那么鲜明,但他车裂商鞅,是为文治;攻取河西、上郡、巴蜀、汉中,打通了前往中原的通道,是为武功。可以说仍旧是个英明之主的形象。
太子说的“丧心病狂”,却是因为项煜将其他所有可能反对这份奏疏的官员,都划入了“商鞅”一类。
的确,商鞅在儒教社会里,并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虽然集法家大成的韩非、李斯都是大儒荀卿的弟子,但商鞅作为法家提纲挚领的旗帜,一直是极具争议,毁誉参半。他的功绩不容抹去,但“日杀八百、渭水泛红”这样的行为也不能让时儒接受。
除非如张居正这样不顾物议的雄才,否则谁也不肯被人称作“商鞅”的。
要想不做商鞅,那就只有顺着他项水心的思路走,功绩太子身边的近臣;或者袖手旁观;再或者,便只有直接攻击太子了。
攻击太子这种傻事对于皇明的官员来说,是绝对不可碰触的红线。
他们就算想换个太子,也只能如项煜这般拐弯抹角攻击太子身边的人,或者等有了机会去力捧永王、定王。在剩下的两个选择中,要么成为攻击东宫近臣的同盟军,要么就只能干瞪眼看着,绝不会成为太子的人。从兵法上说,项煜这一笔可谓围点打援,寻常中材之士已经无从破招了。
“你们有何见解?”朱慈烺仍旧不急不缓地从低往上问道。
吴伟业自然希望太子能够竖起大旗,与项煜堂堂正正打一仗,彻底洗刷自己的屈辱。他对于项煜虽然不算交心,但自己好心答应项煜的请托,为他牵线见太子,谁知还没过夜那边就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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